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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国际华商·清华论坛”学术研讨会在苏
2021-10-11 03:26  

  (通讯员佘雪琼、邢菁华)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昆山市委统战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国际华商·清华论坛”暨“数字化转型与长三角发展”论坛于2021年6月18日在江苏昆山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瑞典隆德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教授和青年学者围绕“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研究”“数字化产业与经济转型”“华人华商研究”“企业家精神”四个专题分享其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徐鑫主持并点评了“中国近现代企业史”专题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家伟教授、硕士研究生冯子祎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四行两局一库”体系中四行行员的管理理念。四行行员的管理理念可概括为:既重视才也考察德;既重视物质利益,亦注重精神生活;既强调工作的重要性亦强调保持身体健康;既强调企业盈利,亦注重社会责任建设。四行行员管理理念与四行发展体现出一种双赢共生关系。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碧舟通过各类档案资料,论述了上海“公茂机器造船厂”发展历史。公茂机器造船厂通过新技术的导入、自建船坞、以及坚持不懈的企业家精神,在晚清、民国复杂多变的时局中持续经营近70年,从一家作坊式的手工工场变为一家装备齐全、能建造大型海轮的机械化船厂,其修建的船坞亦为民国时期最早的华商私营船坞。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曾江研究了票号代办捐纳、汇兑官款的相关问题。捐纳作为一种补充性财政制度,在晚清财政收支失衡,财政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在此基础上,票号通过提供代办捐纳服务的方式,走上了与国家财政合作,依靠政府资源发展业务的道路。1862年后,票号在代办捐纳所奠定的市场基础上,开始汇兑官款,与国家财政的结合更加直接、紧密。然而,票号的业态特征决定了其仅能为政府提供短期融资,而不能适应现代财政的长期融资要求,所以在20世纪初逐步被银行所替代。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佘雪琼、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王利平教授以拼合为视角,运用历史研究法,阐释晚清官督商办公司的形成过程。在新组织形式形成的拼合过程中,包含要素选择与要素组合两个内在过程。洋务派和守旧派在其所秉持的不同治国逻辑影响下选择或接纳招商专卖和现代公司两类组织要素,这两类要素又经由中国式“公”观念这一更高层次的社会逻辑所提供的框架,得以相容并组合成新的官督商办公司形式。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邵钢锋研究了晚清杭州商学公会实际运营状况。作为当时“局部”的杭州商学公会,与晚清以来从中央的农工商部到地方的杭州商务总会、大清银行、浙铁公司、兴业银行以及商业学堂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都紧密关联,并与上海总商会、天津商会、苏州商会、绍兴商学公会等彼此呼应,呈遥相辉映之状。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黎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外资企业中劳资关系。上海解放后,在沪外资企业中劳资关系呈现紧张态势。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底,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在沪外资企业中的劳资关系进行重构,通过国家、工人与外商之间的多方博弈,构建起了一种以协商为内在机制的劳资关系,保障了城市经济秩序的稳定。

  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马芳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运企业的发展路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水运建设企业的改革开放,逐渐呈现出三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一是政府逐步放权给民间与市场,行业层层放开,走向市场化;二是政府放权给企业,让其自主经营,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开放与对外交流,推行走出去与引进来,紧紧抓住“转产、转商、专场”三个市场。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部丁萌萌以1930年代“中中交农”“南三行”“北四行”等11家银行为例,探讨了银行业经营的创新理念。从集团化经营的创新、产融结合模式的创新、业务创新、文化建设理念的创新、服务理念的创新等几个角度,对1930年代的银行业创新思想进行考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楠和昆山杜克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曾召金主持并点评了“数字化产业与经济转型”专题讨论。

  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李家成做了题为“韩国数字新政对中国的启示”的演讲,介绍了韩国在防疫中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开发出“自行隔离人员安全保护应用程序”“流调支援系统”等。数字新政是“韩版新政”综合规划中的核心内容。数字新政的五大重点课题分别是数字大坝、智能政务、智能医疗、国民安全社会间接资本数字化、数字孪生。他认为,中国可以借鉴韩国的数字新政相关经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之路。

  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张铎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楠合作论文“新教、信任与金融发展:基于全球非现金支付现状的考察”。该论文用实证的分析方法,基于世界银行“全球金融指数数据库”和Pew研究中心所提供的世界宗教数据,估计新教对各国非现金支付使用的作用及其机制。他们认为,新教与ATM和银行网点在推广非现金支付使用方面具有替代效应,同时新教通过提高社会信任水平而促进非现金支付方式的使用。

  瑞典隆德大学博士赵亮的报告“央行数字货币与国际货币革命”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世界范围内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将带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首先是支付效率的提升与支付系统的变革,随之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革命乃至国际政治格局的再平衡。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结束单一货币主导的时代,形成多种货币竞争的局面。这场国际货币革命会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是对国家整体实力的考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的报告“数字化转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变革”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组织形态由传统的科层制向平台化方向变革,形成“后台+中台+前端+生态”的平台商业模式。在平台商业模式发展过程中,所有商业模式与技术层面的优势,最终需要落实到平台的从业者来执行和落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邵玉君的演讲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数字平台发展的网络效应,并分析了数字平台和商业模式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yb亚博网站。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研究了数字平台发展的网络效应,以及与数字平台和商业模式之间的关系。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曲娜的报告“审视平台的公共产品属性,助力数字化城市建设”,结合公共产品的理论分析了数字化产品的公共属性。她认为,数字化产品通过满足社会需求快速成长,实现着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来打造国际化城市,数字经济有助于城市的发展和建设。

  “华人华商研究”专题讨论由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张秋生和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主持及点评。

  江苏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教授张秋生的发言指出,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江苏海外移民史与华侨华人史形成了与广东、福建和浙江等传统华侨华人大省不同的明显特点,主要有移民历史久远、移民层次较高、海内外影响贡献大、移民的文化支撑厚重等四个特点。江苏新侨乡和新苏商的兴起,为江苏经济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及其合作者周峰、张倩影基于4325份青田华侨的问卷,探讨新冠疫情对海外侨胞产业和回国意愿的影响。他们采用了描述性分析,以及交叉检验、聚类分析、相关和回归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对海外青田华侨华人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不仅对疫情后的海外华商有了新的认知,也为他们如何面对变局提供了新的思路。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力以近代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商务报告为基础,探讨20世纪初期在澳华侨的经济生活和中澳贸易结构、贸易摩擦等情况。淘金热时期,晚清大批华工进入澳大利亚。淘金业萧条之后,在澳华工陆续转向其它行业,早期华侨为澳大利亚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厦门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朱庆研究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20世纪上半叶协调当地政府税收政策的活动。他集中讨论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应对英殖民政府1910年、1916年、1940年在新加坡征收代表个人所得税的入息税的经过。三次入息税征收反映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协商途径与效果,凸显殖民地华商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博弈及无奈。

  江苏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副教授颜廷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新侨乡的兴起,并指出新侨乡对外移民人口素质相对更高、移民省内地区来源分布更均衡、侨胞家乡身份认同更清晰,且侨乡内涵更丰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华侨华人“故乡”概念,更蕴含着海外侨胞回归创新创业的“第二家乡”之意味。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翊、温州大学商学院教师吴海蓉以旅居法国、意大利的温州移民为例,考察了海外移民从单栖创业到跨国两栖创业的动态演变过程。海外移民创业的跨国动态演变,与定居国的移民政策、产业结构、世界经济格局、祖籍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移民本身的创业网络发展不可分割。从单栖到两栖创业动态实践是海外移民应对创业环境变化和创业网络成长的主动适应性策略。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嘉善创新中心主任曾钰峰借用物理学的耦合概念为框架,来梳理中国法治建设和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国际法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分析中国加入WTO后由“选择性调适”转向“选择性重塑”的概念框架来认识和划分这种相互作用机制发生的顺序以及转变。研究认为,中国从加入WTO到主动对接融合既有国际法秩序和在被动应对贸易摩擦和国际争端中,实际上仍然是奉行相对保守和“内向”性格的国际法治立场与政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陈方豪分享了他与合作者熊瑞驰、张晓波关于跨国宗族网络如何帮助在华外资企业进入与生存的研究。他们基于姓氏信息构建了侨商企业与中国各地级市的宗族关联指标,发现随着中国的逐渐开放,较强的宗族关联从短期与长期、从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与集约边际上(intensive margin)都显著提高了侨商企业的进入与生存。宗族网络在更加内陆偏远的地区对于引进外资甚至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还提供证据表明上述作用的机制主要是以克服信息障碍的形式降低了进入壁垒。

  “企业史和企业家精神研究”专题讨论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林立强和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吴跃农主持及点评。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林立强首先介绍了哈佛企业史学会。该学会早期以收集原始档案、促进美国企业史研究为活动宗旨,在成立之初便与哈佛商学院达成协议,将收集而来的企业原始档案存放于贝克图书馆(Baker Library)内,以供社会各界人士研究企业发展史之用。哈佛企业史学会存继的二十八年里,其通过促进学界与企业界的互动来扩大企业史研究影响力的举措,至今仍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企业史学界具有借鉴意义。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吴跃农做了主题为《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精神”是劳动价值决定因素》的演讲。吴教授从九个方面深入分析论证了“优秀企业家精神”决定劳动价值,表明“优秀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中配置社会生产要素的最核心力量。民营企业家根据劳动力市场化原则配置企业劳动力,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在法律框架内协调平衡关系并协调劳动力成本、劳动所得和企业发展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生产一线劳动力是可替代的、其“异化”性质和劳动力缺口通过现代化生产方式最终解决。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海城的研究以时间为序,将中国领导下的百年货币政策划分为四个连续阶段,厘清了其传承发展的基本脉络,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了解一百年来党领导下的货币政策的全貌。中国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货币金融发展道路,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征程高度契合。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邢菁华以生物技术产业中的体外诊断IVD为例,通过演化经济学理论,结合相关案例,重点分析体外诊断产业的需求因素,产业知识基础,以及产业研发网络中协作关系变化,归纳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创新与产业动态变化及演化关系。在疫情催化下的体外诊断产业正在加快创新研发,中国体外诊断为代表的技术与产业互动过程,为生物医疗产业的创新研究开辟新路。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秘书长伊巍对教育领域公共服务体系进行研究,社区教育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目标之一, 更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规律。目前社区教育已从最初主要面向青少年,对象逐步拓展为社区全体居民。通过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教育的比较,提出我国社区当前教育形态应向更高阶段发展。

  此外,本次论坛还举行了《企业史研究》(第一辑)新书发布会。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教授为发布会致辞,他说,企业是一个经济体的基础,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中国最早的企业家传记和企业史,国际上对企业史研究也极为重视。他表示《企业史研究》是推动企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平台,希望借此推动中国企业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